Noam Chomsky debates with Michel Foucault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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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Nature: Justice versus Power - Noam Chomsky debates with Michel Foucault

這是二人在荷蘭電視台的一段對話記錄。

原文出處：CHOMSKY.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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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三十九萬台幣的一堂課

價值三十九萬台幣的一堂課
by 羅勃特

幸福是靠自己去爭取的，不管是友情或愛情很多事情，錯過了就沒有了，錯過了就是會變的。

導言：安東尼羅賓說：「想要減肥的人千萬不要跟胖子在一起」。 喬吉拉德說：「每個人都有 250 位朋友，80% 對你毫無幫助。」

每個人都有朋友，比的是你能吸引什麼樣的人成為你的朋友，是否能悟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2002 年4 月份，我到新加坡去參加全球暢銷書〈作者〉「富爸爸窮爸爸」羅勃特 .T. 清崎的理財課程，來回機票加上住宿和課程費用，大約花 39 萬台幣。羅勃特 .T.清崎在第一堂課就令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是全世界最會教導別人如何理財的大師，學員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和台灣、日本，大家十分興奮的準備聽他分享理財最重要的第一個關鍵。

羅勃特 .T.清崎要每個人寫下 10 位和自己最親近的朋友，大家感到一陣子的莫名，接著羅勃特 .T.清崎要大家寫下這 10 個人的財務狀況，把所知道的一切詳細的寫下來，包括：他們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子、車子、每個月收入多少、有多少負債、 ……等，再寫下他們跟你聊天時談到他們對金錢的看法 ……，盡你所能的寫下你身邊和你最親近的10 個人，他們的財務狀況。

在場來自於 5 個國家 300多位學員就認真的寫作業，羅勃特 .T. 清崎每隔 5-10 分鐘就要大家再寫多一點，就這樣寫了將近一個小時，終於把這 10 位親近之人的財務狀況寫完了。

羅勃特.T. 清崎問「現在各位知道為什麼了吧？」大家搞不懂他所指的意思，互相轉頭看了一看，羅勃特接著說：「你是否發現你和所寫的人財務狀況差不多呢？」大家才猛然的覺醒，真的耶！資產 100 萬的人，他的朋友們大約也是 100 萬左右，有一間房子的人，他的朋友們也大多有一間房子，而使用信用卡循環利息的人，他的朋友們幾乎都處於負債的邊緣或狀態，接著羅勃特要大家分組彼此就剛剛所寫來的內容加以討論自己的心得，原來他所要傳達第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中國古老的重要思想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醫生的朋友們，通常也都是醫生；TAXI司機的朋友，通常也都是 TAXI司機；億萬富翁他們的朋友通常也都是億萬富翁；當老闆的人，他們的朋友通常也是一位老闆；得 SARS的人，他的家人也會很快被傳染，因為人跟人之間本來就會互相 的影響，尤其是言語和思想的傳染力是極為驚人的。

你為什麼會抽煙？因為是你的朋友拿煙給你抽；你為什麼愛打牌？因為你的朋友常常找你去打牌；你為什麼買賓士車？因為你公司的主管或同事也買賓士車；你為什麼會去讀 MBA？因為你的兄弟姊妹或朋友也讀 MBA ；你為什麼渴望有百萬或千萬年薪？因為你看到身邊有人跟你做同一份工作，卻有如此耀眼的成績。安東尼羅賓說：「想要減肥的人千萬不要跟胖子在一起」，因為一個人之所以會成為胖子就是他高興的時候吃、心情沮喪時也吃、忙碌的時候想吃、無聊的時候更是不停的吃，若你跟他在一起，一定會受到他的影響，那你的瘦身計畫就不可
能成功了！

當很多朋友澆你冷水

金氏世界紀錄〈銷售〉保持人喬吉拉德說：每個人都有 250 位朋友，他們分別出現在兩種場合，一個是你的婚禮，一個是喪禮，而這些朋友有 80%是對你毫無 幫助，他們通常不會給你正面、積極的影響，當你渴望有任何作為的時候，他們通常會澆你冷水，告訴你種種的壞處和各種失敗的可能。有 20% 的朋友，他們是屬於較積極的，會給你正面的影響，而有 5% 的朋友則會幫助你，重大改變你的一生！所以，你對朋友們不該一視同仁，你應該花 80%的時間跟那些會重大影響你一生，那 5%的朋友在一起。

當我們都討論完那篇「與我們最親近 10位朋友的財務狀況」後，羅勃特說：若我們想要改善我們的財務狀況的話，那一年至少要做一次檢討，每隔一年要重新寫下我們最親近的 10位名單，因為要花多少時間和別人相處，是我們可以自行決定的，然而我們的朋友同樣是我們自己所選擇的，想想看，若你身邊的 10位朋友，他們不是身價億萬就是千萬，那過 5年之後，你的身價會是多少呢？

也許你會問：「我那麼不起眼，我只是一個小角色，那些身價千萬、億萬的富翁為什麼和我交往呢？」是的，大多數人都不習慣跟比他成功或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但若你想要改變你的財務狀況，那你就會想辦法多結交一些會賺錢、會規劃自己財務的人為朋友，通常一位企業家或億萬富翁他們最想結交的朋友，除了其他的企業家之外，就是律師和會計師或財務顧問，不然就是醫生，因為有錢的人會喜歡跟有知識、有專業的人在一起，因為這樣有錢的人會變得有知識，而有知 識的人也會變得有錢。

有錢的人大多剛開始也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微軟的創辦人Bill Gates ，大家都知道他讀哈佛大學、中途休學，在自家中的車庫開始創業； Dell 電腦的總裁 Michael Dell 也是在大學宿舍開始創業；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從賣米小弟做起；揚名國際的臥虎藏龍大導演李安，之前也在家中 10 年苦寫劇本，靠朋友的接濟，他們大多都接受過貴人的幫助或提拔才會有今日的成就和影響力，在有今日的地位之前，他們真的也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不同的是他們擁有夢想、擁有雄心壯志。

所以你可以列下，在你週遭有哪些人你渴望認識他們或者他們已經認識你的人，將名單列下來，不僅僅只關於財富，像有哪些人特別有自信、有魅力，哪些人婚姻特別令你羨慕、哪些人活的既健康又快樂，你可以從「請教」他們開始。你可以這樣說：您好！我是某某人，我聽我一位朋友提起，您在方面有過人的成就，是否能請教您最重要的 3個關鍵是什麼呢？我是否能請您用餐？你最喜歡哪間餐廳呢？大多數的人都喜歡跟別人分享他們的成就，當你能認同他的成就，甚至點頭、做筆記、帶錄音機〈筆〉去錄下你們談話的內容，我相信你會獲得超乎
你想像的結果！

創業致富與吸毒之間

美國人際關係權威哈維麥 卡說：「在這地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會超過 6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6個人〉……，是成龍、是周潤發、是嚴凱泰、是張忠謀、是阿扁、是你想得到的任何人，你可以 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更多你認為能幫助你的人。

仔細想想你能帶給別人什麼好處？你能替想認識的人拍張照片或畫張畫了解他的目標，替他收集他喜歡的相關資料嗎？你能寫信給他，讓他知道他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嗎？因為我們是非常容易受朋友影響的，朋友總是會影響我們「看什麼樣的書」「去哪裡旅遊」、「買什麼樣牌子的音響」、「是去打高爾夫球、打橋牌或打麻將」、「做什麼樣的工作」、「買什麼樣的車、以及跟誰買車」、「介紹其他的朋友互相認識」、「一個月該賺多少錢」、「做什麼樣的生涯規劃」、「進行何種投資理財」、「參加什麼樣的團體或活動」、「做什麼生意或參加標
會」。

朋友會直接且深刻的影響你，影響你上進也可以影響你墮落，甚至可以說：「我們的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是掌握在我們的朋友手裡！」

為什麼會合夥創業？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會結夥搶劫？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會去飆車？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會去打麻將？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渴望賺錢？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穿鼻洞、舌釘？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要吸毒？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要出書？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要愛喝茶或喝酒？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會去做傳銷或保險？因為朋友的影響
為什麼會有這種或那種習慣？因為朋友的影響

伍思凱有一首非常成功的歌叫「分享」，有一段歌詞是：「與你分享的快樂，勝 過獨自擁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動 … ..」，請問你的朋友究竟都「分享」些什麼給你呢？ 他們的「分享」對你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你是否深刻的感受到我們的命運掌控在朋友的手裡？妳(你 )又分享些什麼給你的朋友 ?

有5% 的朋友會幫助你，重大改變你的一生，花點時間認真找出你的貴人，跟緊他！

波赫士談詩論藝（This Craft Of Verse）

之所以會看這本書，還是因為一個「緣」字。我買書大多數都是照直覺來買的，很幸運的，這麼多年下來，這個直覺很少讓我買到爛書。《波赫士談詩論藝》是我在書店裡逛呀逛呀，順手一翻就翻了出來。當時就看到這麼薄薄的一本書，心想能有多大用處哪？再翻翻看內容，發現原來是演講集，之前因為看了E. M. Foster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與Claude Lévi-Strauss的《神話與意義》（Myth and Meaning），就覺得像演講集這種形式的書通常是最能言簡意賅、淺顯易懂的。於是在好奇心驅使下翻看看內容，第一講是〈詩之謎〉，看著看著不由得佩服這個人起來。他確實能以最簡單生動的例子，將複雜的理論與想法講得頭頭是道。於是想也沒想就把書買回家細細品味了。

波赫士簡介（取自書耳簡介）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一八九九年生於阿根廷的布宜諾艾利斯，在歐洲接受教育。二十世紀重要的文學作家，曾發行詩集、散文和短篇小說集《迷宮》、《波赫士小說選集》等。曾擔任阿根廷圖書館館長，一九六一年與貝克特同獲國際出版家獎。《紐約時報》書評曾推崇他是「當代西班牙語小說界最偉大的作家」，紐約《先鋒論壇報》則讚譽他是「當今最卓越的南美作家」，更是二十世紀公認最博學的人之一。

本書內容是他在1967-1968年間應哈佛大學諾頓講座之邀所作的六場英文演講錄音，這批文稿曾經散佚多年，2000年才在美國被重新整理成書。

第一講 詩之謎（The Riddle of Poetry）

詩是什麼？

想到詩，心底就有點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感受。我第一次讀詩的感受其實是段不愉快的經驗。這要回想到我念小學五年級時，那時班上新來的一位導師，認為我們班同學實在桀驁不馴，於是想辦法要培養這群小朋友的氣質，就教我們每天背唐詩，兩年下來整本唐詩三百首真得給我們背得差不多了。現在回想起來，本來這是件美事，但問題就出在當時如果一天背不起一首詩，可是要挨老師「教鞭」的。而我就是每天都會到老師鞭子前報到的常客之一。

看過波赫士這篇文章之後，才明瞭我對詩的不愉快感受是從何而來。波赫士認為詩的本質，其實就是熱情與喜悅，而「第一次閱讀詩的感覺才是真實的感覺」，也是最重要的感覺。因為之後每一次讀詩的原因，在於讓第一次讀詩的感官感受與印象一再地重現。因此，如果第一次讀詩的感覺是喜悅的、快樂的，那之後重新喚起的感受就是喜悅的、快樂的，而我們就很容易沈溺在這樣的感覺中。所以如果第一次讀詩的感覺是像我一樣，充滿著不安感與疼痛，哪之後每一次讀詩就會不斷的重複這種不愉快的感受。

讀詩是需要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

「文字之所以為詩，是因為文字背後的情境」，而「書本不過是詩的表達形式而已」。詩的生命要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由適當的人來讀，才會獲得重生，才能體會到詩背後哪種精緻豐富的感情與意境。舉例來說，現在還留著小時候被的幾首唐詩中，印象最深刻的要算這首了：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尋隱者不遇，賈島

很喜歡這首詩的意境。表面上可以想像一老一少、一問一答場景，主題則圍繞著一位到深山裡採藥去的不知名隱者，表現出的意境卻是虛無縹緲、深不可測，讀詩者的心境彷彿都為之沈靜下來，飄盪在其呈現出虛實相間、悠遠清爽的情境中。

詩最真實的感覺，就是血肉之軀的感覺。

詩其實不是神秘難測的玩意，什麼是詩？詩就是能喚起我們肉體上、感官上的感受的東西。波赫士對詩的看法倒是滿直接的，讀詩就彷彿吸毒一樣，追求的都是肉體感官上激情的釋放。詩對讀詩者的刺激，不是在知識上、性靈上哪種高尚氣質品味的提昇，而是讀詩者個人身上的變化，血肉之軀的變化。也唯有如此，才能還原詩最真實的面貌：「熱情」與「喜悅」。

第二講 隱喻（The Metaphor）

當我們在看一首詩，分析一篇文章，品味一本小說時，常在作者筆下發現許許多多的隱喻，例如眼睛與星星，女人與花朵，時間與河流，生命與夢，死亡與睡眠，戰爭與火等等，這時不禁要問：隱喻的目的是什麼？什麼是隱喻？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特性的隱喻？

波赫士認為隱喻的出現，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過程中，「暗示會比任何一句平鋪直敘的話都要來得有效力」。經由文字的運用與其多變性，使創造出來的隱喻發生效果，更能滿足讀者的想像力。因此，「隱喻重要的是產生的效果，也就是要讓讀者或是聽眾把隱喻當隱喻看的效果」。

簡單來說，作者與讀者之間是藉著彼此的想像力來對話的，作者用自己的想像建構起隱喻，讀者則用自己的想像來抓住作者的意象。因此月亮是不是鏡子，女人是不是花朵，眼睛是不是星星，生命是不是夢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因為詩人說話的對象是他的想像」。

什麼是隱喻？

「所有的隱喻都是建立在兩個不同事物的連結之上」，而「運用事物的外表來做比喻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例如拜倫（Lord Byron，1788-1824）有首詩是這麼寫著，可謂已達非常完美層次的隱喻：

她優美的走著，像夜色一樣。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而且「只要我們有時間的話，我們幾乎可以創造出許許多多數不盡的隱喻」。波赫士更大膽的認為，「比喻的模式實際上只有十幾個而已，而所有的比喻也不過是任意變換的文字遊戲而已」。所以在波赫士想法中，隱喻是有其「模式」（pattern）可循的，藉著少數幾個隱喻模式可以演變出無窮無盡的變化。

但是波赫士也了解到「模式」的限制，所以他才會很「幽默的」對隱喻做出這樣有趣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就是，雖然我們已經有了上百種的比喻，而且一定也可以在找出另外上千種的比喻，不過這些比喻其實都可以回溯到幾個最簡單的型態。第二個結論則是，有些比喻並無法追溯回我們既定的模式。

第三講 說故事（The Telling of Tale）

文學的起源為何？佛斯特（E. M. Foster）認為源自於原始民族傍晚坐在營火旁，想為整天耗精費神的獵食活動造成的疲乏不安，找些樂子而已。於是有人就在營火前吟唱一些簡單的句子（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大多數是描述族人是如何英勇的與獵物和其他部落相互搏鬥，最後贏得勝利。而說故事技巧更是攸關說故事人之生死的大事，因為如果說得聽眾們昏昏欲睡，等聽眾醒來可是會把說故事人丟進火堆裡當坐下一頓的晚餐呢。

試著想像當我們把時間拉回到原始部落人們聽故事的現場，我們可以看到一群人圍繞在營火旁專注的看著、聽著某人精彩的經歷，伴隨著隆隆的低音鼓聲，各種情緒隨之起伏不定，緊張、恐懼、尖叫、興奮、大笑...，於是文學就這樣誕生了。

在文學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小說與詩歌兩者並不是截然劃分的，而一切文學的焦點就只有「說故事」而已。就以兩個最有名的史詩來說好了：

「伊利亞德」（Iliad）講得是一位英雄悻悻不樂的呆在帳棚裡，因為國王強走她美麗的奴隸，而拒絕幫國王打仗，後來他的好友假扮他上戰場結果慘遭殺害，他因此私怨發動戰爭，接下來是他把戰場上殺死的敵人屍體賣回給敵人父親的過程。在「奧德賽」（Odyssey）裡，則可以看到另一位英雄人物，他歷時十三年之久的海上冒險奇遇記。

荷馬（Homer）（故且不論他是一個瞎子吟唱詩人還是個秘密團體）將這兩個「故事」說得很好，時隔三千年後的我們至今讀起來，還是會為裡面各式各樣英雄人物的遭遇感到高興與悲傷。為何如此？難道不是因為這些故事喚醒了隱藏在我們潛意識裡古早時代圍坐在營火旁聽著饒富興味故事的記憶嗎。

從現代文學角度來看，與「說故事」這種形式表現最接近的是小說。詩由原先的「故事創造者」，「變得愈來愈文謅謅」，愈來愈遠離「說故事」的型態。小說和詩有何差別？「想到小說跟史詩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陷入到這樣的思考中，認為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一個是詩體，一個是散文體，一個是用來歌頌，而另外一個是用來陳述事蹟。」不過波赫士卻認為這其中還有更大的差異。「小說與史詩的差異在於史詩所描寫的都是英雄人物，而這個英雄也是所有人類的典型象徵。大部分小說的精髓都在於人的毀滅，在於角色的墮落。」

但是波赫士對現代小說發展的看法也是滿悲觀的。他認為「小說正在崩解。所有在小說上大膽有趣的實驗，例如時間轉換的觀念，從不同角色口中來敘述的觀念，雖然所有種種都朝向我們現在的時代演進，不過我們卻也感覺到小說已不復與我們同在了。」

他以喬依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尤里西斯》（Ulysses）為例做說明，我們在這部小說中「讀到了幾千件關於這兩個主角的事情，不過我們卻不認識這兩個人。」相較起來，「我們對但丁或莎士比亞作品中的角色知道的還比較多，...我們並不知道關於他們上千件的瑣事，不過卻好像跟他們很熟。」

對此問題，波赫士認為人們依然喜歡聽故事和說故事，那我們要找誰來說故事呢？他的解答是這樣的，「我認為史詩將會再度大行其道。我相信詩人將再度成為創造者。」

第四講 文字—字音與翻譯（Word － Music and Translation）

我國的翻譯事業，悠久綿長。打從東漢明帝起，天竺僧葉摩騰、竺法蘭同譯「四十二章經」起，至今為止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古人翻譯講究的是品德涵養與學識能力兼備，重視的翻譯人員必備的條件；近人嚴復則就翻譯方法提出三大原則：「信達雅」。之間各種條件原則的掌握，以及優先次序是有許多爭議的。除此之外，在翻譯界中，自古至今一直有「直譯」與「意譯」之爭論，之間論辯亦無定論。

但是波赫士對此看法卻相當單純，他相信「翻譯也是某種程度的重新創作」。

就像是我們在閱讀過原著之後，多少會發展一些新的東西出來，依照我們自己本身的才氣，在使用的語言中發展出一些可能性。

「翻譯的文字與原著相比，即使一點也不遜色，但我們還是覺得原著和翻譯有所不同。這其中的差異不是翻譯者可以處理的，反而是取決於我們閱讀的方式」，「也就是說翻譯與原著作品之間的差異不在於文本本身」。「假設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是原著，哪一個是翻譯的話，我們就可以很公平的評斷了。不過，很不幸的，我們並沒有辦法做到」。

可見翻譯作品的價值不在於譯者是否忠實的將原著完整譯出，而是建立在讀者與譯文之間的閱讀互動過程中。因為如果「翻譯的作品在逐字比對下，都無法達到忠於原著的標準，那麼就更不可能做到每個字母都要雷同的程度了」。

波赫士這種觀點有其思想根基的。在波赫士的觀點中，詩就是詩，藝術就是藝術，即使是翻譯過來的作品，仍得要將其當作一個獨立作品觀之。因為「美學」的目的就只有「美」，「只有美的事物」，不應該「在乎美的歷史背景」、「美的外在背景」，也「不應該關心詩人的名諱或是他們的生平事蹟」。

第五講 詩與思潮（Thought and Poetry）

在討論波赫士這篇講題之前，先來看他在這篇演講文中提到的一首詩：

雲遊四海的想像之鴿
點燃了最後的愛戀，
光線，樂聲，與花朵之靈，
雲遊四海的想像之鴿。

波赫士認為，「這幾行詩什麼都不是，它們沒有任何意義」，它們之所以為詩，是因為這幾行詩「...代表的是美的事物。它們的韻味，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還真是回味無窮。」這裡就可以看出波赫士個人對於文學理論主張「求真」派的不以為然的態度了。這些人主張要將所有文學作品就像做物理實驗般的裂解物質的組成原子，進行拆解以恢復其最真實的面貌，這樣可以找出該文學作品最真實的意義。

但是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真正的意義除了作者之外，無人可探求者。因此，又有人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在於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腦中所想的、所要表現的那些東西，而是在於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與作品的互動產生的文本意義當中。

波赫士認為即使「文學作品所使用文字的意涵將會超越原先預期的使用目的」，但是文學的意義是不是被附加上去的，以詩而言，「我們都是先感受到詩的美感，而後才開始思考詩的意義。」他主張「我們其實不用這麼拘泥在這些詮釋上，不用侷限在任何一個詮釋。我們先要感受這首詩，然後才去決定要採用的是這一個詮釋，還是另外一個，或者是要照單全收。」「就讓詩維持謎樣的面貌，我們沒有必要把謎揭開，謎底就在詩裡頭了。」

為什麼要這樣？答案還是在於一個「美」字上。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者表現出來的風格是樸實還是雕琢，以及其真實意義，都不是決定該作品價值的因素。「當我們閱讀一位作家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要先相信他」，「他們的文章段落、他們的文字儘管可能很難懂；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些文章很奇怪。不過卻能感受到文章背後的感情，這些感情都是真實的。」正是這種「真實的感情」，決定了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這才是「美」。

第六講 詩人的信條（The Poet's Creed）

在這最後一篇演講中，波赫士以自己的經驗說明了一位詩人－－或者說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應當要注意的一些原則。簡而言之，這些原則就現在眼光來看都不過是老生常談，像忘我的創作熱情、讓讀者自己去想像、掌握語言的特性等等，但是如果將時間推回演講的現場，當時可是20世紀的六十年代末呢（1968）。

在那個左派思想大行其道的時候，文學（或詩學）理論界中只會玩弄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詰屈聱牙、艱澀難懂的術語。盧卡契的現實主義理論、班雅明的文學的社會學考察、巴赫汀的後語言學等等等等，不但讓文學脫離了生活，更讓文學遠離了最基本的定位：「美」的要求。

波赫士並不否認文本中語言的重要性與其具有的社會意義，但語言做為一個表達思想與情緒的工具外，也可以是「一種音樂、一種熱情」。這種情形，在「詩」中尤然。讀者在讀詩的時候，他是不會在乎這首詩使用語言的風格、方式、特性這些有的沒的，讀者在意的是他能不能從其中獲得「美學經驗」，也就是從詩中獲得喜悅的感受。特別是這種感受讓讀者覺得是針對他個人而來，有這樣的感觸也就夠了。

但是在創作者方面，波赫士提出的看法可能就有些矛盾。他一方面說，「要寫出一本好書，或許只要秉持一個簡單的中心原則就好了：故事的架構中應該要有一些有趣的想像空間才對」，因為讀者都會期待從作品中、聽到、得到一些東西，「當作家的只能暗示，要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如果讀者反應夠快的話，他們會對我們僅僅點出帶過感到滿意的。」但是，另一方面卻又提到，寫作的時候不需要考慮到讀者，因為「讀者」不過是個想像的產物。

這種「矛盾」看法在整本書中還是首見。而且如果考慮到整本書的中心－—「文學作品的美學體驗」，更是讓我感到訝異。在這六篇演講中，波赫士不斷的強調文學創作是主觀的，也是創作者個人「美的經驗」，因此怎麼會去考慮讓創作變得更「成功」呢？我想這個矛盾性或許需要波赫士進一步的說明吧。

波赫士個人的創作態度是如何呢？他是這樣說的，「我在寫作的時候，我會試著把自己忘掉。我會忘掉我個人的成長環境。我不過是想要試著傳達出我的夢想而已。如果這個夢想不是那麼綺麗的話，我也不會想要美化我自己的夢想，或者是想要了解它。」既然如此，何須考慮到讀者的想法呢？何須考慮到給讀者什麼呢？這都是很耐人尋味的問題呢。

防火牆（contre-feux） -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防火牆
出版：麥田（2002/8）
作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作者簡介（取自書耳作者簡介）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1930年8月1日生於法國庇里牛斯山—大西洋省的東洱市（Denguin）。先後在波城（Pau）中學、大路易中學、巴黎大學文學院及高等師範學院受教，取得哲學教師資格的學銜。1955年任教於慕蘭高中（lycée de Moulins），1958年到1960年任教於阿爾及爾大學文學院，1961年到1964年在里耳（Lille）大學任職。自1964年起任教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1981年正式成為法國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社會學教授。他同時也任高等社會科學院主任、歐洲社會學中心主任，並主編1975年創刊的《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s de la recherché en sciences socials, ARSS）。著有《繼承人》、《再生產》、《區別》、《實踐感官》、《實踐理性》、《世界的悲慘》等書。2002年1月23日辭世。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在討論布赫迪厄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之前，先簡單介紹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但是要知道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就必須對「自由主義」的發展有初淺的認識。

一般公認，「自由主義」的創始者為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至於「自由主義」為何會出現在英國？為何會由洛克所提出？這是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與思想的背景，這裡只簡單介紹一下洛克的思想概要。洛克認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平等的、獨立的，因此要了解人，必須就個體的人做觀察，而非從整體的人來了解。道德上的善惡，就個人而言，不過就是經驗上的樂與苦而已。每個人的經驗的不相同，所以善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不相同的。這種以個人的經驗為道德與知識的哲學基礎，正是所謂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又稱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主義」的發展到了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便分成兩派：一是原先以英國「個人主義」為發展背景的「經驗哲學」，這派代表人物除了洛克外，還包括柏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休姆（David Hume，1711-1766）；一為受到歐陸浪漫主義影響的「唯心主義」（Idealism），代表人物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前者的發展到了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提出「看不見的手」之後，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開端；後者到了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因資本主義流弊與歐洲社會主義悠久傳統，結合當時科學研究方法而成為「馬克思主義」（Marxism）。

「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其追隨信徒如邊沁（Jereme Bentham，1748-1832）、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1773-1836）與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父子等，而提出了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善」這種後來稱做「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信條。其中因約翰‧米爾曾與其妻子海麗‧泰勒（Harriet Taylor）合著一本諸名的《論自由》（Easy on Liberty），而被尊稱為「自由主義」之父1。本書中約翰‧米爾為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提出強有力的辯護，並且建議對國家干預人民生活的權力設限。這種說法其實仍是溯自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的「管得最好的國家最好」此一論點，這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受到洛克契約論的影響，認為國家不過是人民之間為了避免「自然狀態」的慘狀，所不得不放棄自己一部份自然權利而定約所成立者，而國家的義務即在於維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這些自然權利，如果國家未能實踐此義務或超出契約中和人民所約定的事項，代表國家無法履行契約或破壞約定，因此人民有權推翻國家另訂新約。因此，「資本主義」一開始也認為國家管得越少越好，但是到了20世紀時的30年代，發生了經濟大恐慌，當時為了刺激景氣成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理論因應而生。

1. 很巧妙的，海麗‧泰勒的名字與對自由主義的貢獻被「刻意的」忽視了。這是一些女性主義對自由主義深不以為然的緣由。

凱因斯理論的一大特點，就是利用國家的力量，以增加政府支出、調降利率、與減稅等政策措施刺激市場需求的有效提升。當時運用凱因斯理論最成功的國家，包括二次大戰前的德國與美國羅斯福「新政」。後來因為擁護凱因斯理論的政策支持者，為有別於傳統「國家管得越少越好」的政策主張，而將自己稱為「自由派」，並將傳統理論的支持者稱為「保守派」。然而，凱因斯理論並非毫無問題。由於政府無限制的支出，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惡化，而由政府所介入的各項公共建設與事業，也因為缺少競爭因素而導致效率不彰、浪費與負債等。為了解這些問題，並進而提出解決方法，經濟學轉而訴求傳統理論中的「市場競爭」法則，再次提出「國家管得越少越好」這種論點。不過，這次傳統理論的「再生」，有別於傳統理論之處，在於其能提出一套結構嚴謹的數理論證方法，證明「市場法則」的有效性，以推翻國家力量介入市場的理由論據。這類的政策主張包括英國柴契爾夫人當政時的柴契爾主義，與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的「供給面經濟學」等，其主要的政策論點包括：國營事業民營化、降低營業稅、使用者付費等。

再次的，為有別於傳統理論，新興的傳統理論將自己稱做「新自由主義」，而把傳統理論稱為「古典理論」。「新自由主義」支持者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派」，於是將主張由國家力量主導市場運作的支持者稱為「保守派」2。「新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理論學派，包括：貨幣理論（Monetary Theory）、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財產權理論（Property Theory）、與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這些學派與理論的重要領導者，如傅立曼（Milton Friedman）、貝克（Gary Becker）、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更是80到90年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常客。這些人的論點，在90年代末至今，也成為台灣政經學界的顯學。

回過頭來看，左派社會主義思想自蘇聯解體之後，也非完全停滯不進。接著就來看這本反「新自由主義」大作（其實只是一本小書），《防火牆（contre-feux）—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裡面對「新自由主義」內所隱含的保守革命大加噠伐。

2. 這也是西方「自由派」與「保守派」有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的原因。在觀察西方媒體或學界主張時所指稱的「自由派」或「保守派」，必須仔細的釐清其真正的指射對象為何者。

防火牆（contre-feux）—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在《防火牆》一書中，利用在各地所發表的各篇短文與演講，提出他對「新自由主義」的嚴厲批判。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其實正是傳統那種以剝削弱勢族群為尚的資本主義的復辟。這次，資本主義有了科學的數理方法為武器，加上無知的傳播媒體、記者、與「媒體型的知識份子」3推波助瀾，漸漸危及社會主義運動經過多年鬥爭所獲得的文化基礎。本書雖分做多篇短文，但大致可分成四個主題：「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因、「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問題、對抗「新自由主義」運動、與如何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3. 「媒體型的知識份子」是布赫迪厄對電視媒體觀察與批判所提出的一個現象，其所指者即為那些在媒體主持人（包括記者、電視主持人等）所限定的議題、時間內能夠侃侃而談，卻又言之無物，不斷反覆複誦大眾都已知曉言論的那些「社會菁英」。

為何「新自由主義」會受到歡迎？

布赫迪厄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主要原因，一是「新自由主義」是一個「自我實現的神話」，一是「知識份子的墮落」。

韋伯（Max Weber）曾經說過，統治者永遠都需要合理化他們特權的一套神話，一套可以從理論上替他們特權辯護的社會正統論。其中以個人能力（天賦異稟）做為區別彼此，正是這套統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會正統論的核心。

這種以「回歸個人主義」的論點，正是一種自我實踐的預言。回歸個人，讓我們可以「譴責受害者」。因為受害者要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也讓我們可以向受害者宣傳「自求多福」。於是，企業裁員美其名為「瘦身」，而被裁掉的員工則普遍視為「能力不足」者，這一切都是在要減輕企業負擔的幌子下進行的。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好提供一個為其特權辯護的最佳工具。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除了幾個例外）一個重視純粹數學方法的抽象學科，藉著一種狹隘又嚴格的理性概念（即個人理性）之名，計算出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存在條件。這種毫無理由依據的將經濟與社會一分為二，並提出其政策主張，正是造成所有政策失敗的根源，因為這種政策只知道要維護「經濟的穩定及秩序」，而忽視因此而付出的社會成本。但是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支持力量來自社會上的利益代表者，包括股東、金融操作者、企業經營者、保守政治人物、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社會民主黨人士、財經高官、以及那些不必承受任何風險的人。他們所代表的這股政治經濟力量，傾向於擴大經濟及社會的分裂，藉此在現實社會中以建構維繫其利益基礎的經濟理論。

知識分子雖然擁有文化資本可與統治者相抗衡，知識分子的義務正如哲學家，會去質疑那些理所當然的自明之理，那些是不管自己或他人看起來都有問題的自明之理。但是為什麼知識分子會從積極參與者，轉變成放任不管呢？一部份是因為知識分子雖然是統治者當中的被統治者，但他們還是屬於統治者的那一群4。另外，就是那些自以為懂得一點經濟學皮毛，就自認為可以去宣揚那些不當引用的經濟學字眼的政治人物、記者，和泛泛之輩的推波助瀾，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能散佈到經濟圈以外。這種一點一滴的灌輸，可以產生很深刻的效果。也因此，到最後「新自由主義」思想變得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

4. 這必須從社會學中的階層、階級、宰制等觀念來想像。

「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問題

首先，「新自由主義」將破壞福利國家的哲學基礎。福利國家建立過程中所爭取到的各項社會權益，例如像工作權、社會保險等，都是經過無數次多少男男女女為此受苦及奮戰所獲致的成就，因此這些社會權益都是珍貴的人類文化成果，尤其可貴者，這些文化成果不是存在於博物館、圖書館或學院裡，而是活生生的在人們生活裡產生作用，引導著人們每一天的存在。

這些文明所累積的成果，需要的是普及化與世界化，擴散到所有的領域。但是「新自由主義」卻企圖從經濟上及社會上，以「全球化」或以發展較落後的國家的競爭為藉口，去質疑這些成果。「新自由主義」的意圖，就是要瓦解社會權益。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國家的左手」覺得「國家的右手」5不再知道，或再也不想知道「國家的左手」到底在做什麼。總之，就是不想再付出代價。造成許多社會工作者絕望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家從許多屬於其管轄負責的社會領域中退出，或正在退出：例如國宅、公共電視及廣播、國立學校、國立醫院等。

5. 「國家的左手」是由所有社會工作者，如社工人員、輔導人員、基層行政人員、以及學校教師等所構成的；換言之，即為國家裡所有需要大量開銷的政府部門。「國家的右手」，則是由法國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的菁英所充斥的財政部、公民營銀行及部長辦公室所構成者。

其次，「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方面所造成的危機，則是出現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與「反國會主義」。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對於國家作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心態。布赫迪厄指出，當人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大放異彩：在領導者那裡，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的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裡，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於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最後，在社會上則形成到處「工作不穩定」的現象。「工作不穩定」現象影響所及不僅是工作者的心理層面，更影響了社會與經濟層面。布赫迪厄發現，如今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不只是在私部門裡，在公部門裡也是，有越來越多臨時代理的工作。工作不穩定對當事人影響巨大，未來變得不確定，使之無法做理性的預期，生存的結構性破壞，包括時間結構的被剝奪、人際關係的惡化，然後是與時間空間關係的被拆解。

這種不確定感會一直在那裡，無時無刻的存在每個人腦海裡。也存在於意識與無意識之中。因為有一大群文憑所造成的後備軍，讓每個有工作的人強烈感覺到他個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是一種特權，一種脆弱而且受到威脅的特權。客觀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種普遍化的主觀不安全感。這不只是影響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影響到那些沒有（或還沒有）直接受到打擊的人。這種「集體不安全感心態」，是士氣低落及社會動員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們之間「搶工作」現象原因。這種比企業間的競爭更為野蠻的搶工作現象，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鬥爭的根源，使得團結互助的價值及人情味都破壞殆盡，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穩定除了直接影響到當事人，間接地也影響及其他人，不只是因為它所引起的恐懼，而且還因為有系統地利用所謂的不穩定化（工作臨時化）策略來製造恐懼。例如所謂的「彈性化」措施（包括工時、工資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種不安全感的狀態來從中獲利，而彈性化又同時強化這種不安全感。它壓低成本，而成本要壓低，這就要使工作者永遠處於一種會失去工作的危機中。

6. 作者認為「彈性化」措施背後，不只有經濟動機，還有政治動機。

如此一來，工作的不穩定現象被納入一種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這種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並且接受剝削。此即所謂的「彈性剝削」（flexploitation）概念。這個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這和一國之領土及國家歷史有關）的工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後國家之工作者之間，製造競爭。並且藉著表面中立的機制（如我們的勞委會），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工作不穩定所造成的屈服態度，是成功剝削的條件，其所靠的基礎，是為數越來越多的不工作者，和為數越來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來越重）之間的劃分。

這種新興的優勝劣敗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緊張狀態之中，找到工作者對工作及企業臣服的原動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運作，主要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因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慣習；其次，則是在各個工作階層（甚至包括最高階層的管理幹部階層）中，都存在著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穩定及長期失業威脅所馴化的後備勞動力」。這兩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穩定化的慣習。這個由「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秩序（高舉個人自由）的最終基礎，其實正是失業、工作不穩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脅所構成的「結構性暴力」。職業階層，到越來越近的整個社會階層，似乎是建基在一種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來決定的層級上。

偉大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建立起的烏托邦，立即可見的效果是：經濟上最先進的社會裡，有越來越多的人飽受痛苦和不幸，貧富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電影、出版品等等自主的文化生產領域也因為越來越商業化而逐漸消逝。而能夠阻止這一惡性循環的集體機制（「公共」概念的普遍價值的看護者的「國家」）也受到破壞。在國家裡，在企業裡，優勝劣敗的觀念大行其道，加上對贏家的崇拜，人與人之間無所不爭，無所不鬥，犬儒成為所有行為的規範。

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

布赫迪厄在本書中所寫的短文，有許多是針對當時法國發生許多社會運動時而寫。收錄在本書中者，主要有：1995年10月17日巴黎火車爆炸案、1995年12月法國大罷工、1998年1月17日法國失業者佔領高等師範學院、以及他對「全球化」的批判。

巴黎火車爆炸案

1995年10月17日星期二，一輛巴黎區間火車的第二節車廂發生一起爆炸案。當時駕駛這列火車的一名鐵路員工，非常冷靜地疏散乘客之後，提醒大家不要把罪怪在阿爾及利亞社區的頭上。他淡淡的說，阿爾及利亞裔也只不過是一些「像我們一樣的人」罷了。

嚴格而言，本篇文章並非是自發性的對抗「新自由主義」思想運動，但是布赫迪厄卻因為此事件表達出他對法國內部存在的種族問題的看法。布赫迪厄特別稱許這位鐵路員工所說的這段話，他認為這段話正好戳穿一些法國政客與無知的傳播媒體，企圖將政治社會問題簡化的歸咎給法國境內的少數族裔（特別是阿爾及利亞族裔問題）6。鐵路員工的這段話，鼓勵我們更堅決地對抗那些只想便宜行事，企圖扭曲複雜的歷史事實，把歷史簡化成簡單而令人心安的善惡二元論的那些人。而這種二元論觀點，在電視媒體上卻已構成常態模式，只是簡單地表態贊成或反對一個想法、一個價值、一個人、一個制度或一個狀況，而無能於從事實上去分析它，多角度地來看它到底是什麼。

6. 1991年12月26日，阿爾及利亞舉行三十年來的第一次選舉，長期從事社會工作的宗教組織救世伊斯蘭陣線，在430個席次中獲得188席，贏得第一輪的選舉，卻被當時執政的軍政府以該陣線將要進行像伊朗激進宗教革命為由，在1992年1月11日禁止了第二輪選舉。這個選舉無效的宣告，還得到了原殖民宗主國法國的同意。從此，軍政府和宗教組織間結下不解之仇，以極端恐怖主義的瘋狂屠殺，經常出現在阿爾及利亞各地。

鐵路員工的這段話，也證明了人民有能力可以抵擋大眾媒體的語言暴力。在這個案例中，只有嚴謹的狀況分析及制度分析，才是對抗偏見和善惡二元論最有效的良藥。

1995年法國大罷工7

1995年12月因為右派政府所提出的社會改革方案，法國運輸工人發起一場為時近一個月的罷工運動。這篇正是布赫迪厄在罷工期間，為支持鐵路工人們所做的發言。

7. 1995年右派總理朱沛（Juppé）執政，針對繁冗的行政及整個社會福利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面對歐盟有關財政赤字的壓力，政府宣布要將國家機器現代化，改革保險制度，限制工人領取退休金資格，特別是提高國鐵工人的退休年齡，延長工作時間等。11月11日，朱沛在國會提出改革方案，卻遭到公營部門和運輸工人自24日起發動罷工。近一個月的大眾運輸系統罷工，癱瘓了整個巴黎。朱沛拒絕工會的「談判」要求，直到聖誕節前夕社會高峰會議落幕。這個對抗當權者的社會運動，雖然促使朱沛下台，但是後來執政的左派喬斯潘政府卻沿襲不少朱沛的改革方案。

布赫迪厄認為這次運動，反映了法國當時社會上的階級對立問題。由當時執政總理朱沛的言論中可已發現，執政者刻意將社會劃分成「開明的菁英」和「衝動的人民」（及其代表）。這種言論其實是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的典型反動思想，只是今天它換上了一種新的面貌。這些新起的國家貴族，是藉由文憑及科學權威（特別是經濟學的）獲取自身信仰與言論的合法性。對這些統治新貴而言，他們堅決的認定理性和現代、運動和改革，都是站在當權者、部會首長、老闆或「專家」這邊的；至於人民、工會及批判的知識份子，都是不理性和落伍，遲鈍和保守的。這些新興國家貴族，鼓吹國家的終結及市場邏輯的全權宰制（用消費者取代公民）。他們的作法掠奪了國家機能，他們把公共財變成私有財，公共事務變成囊中物。

這次運動，代表的是民主對技術官僚的反攻，人民必須和專家專制做個了結。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這類的專家，強制我們接受新怪獸（財經市場）的判決，不願做雙方的協商，只想單方向的「說明」。我們必須打破「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所宣傳的歷史必然性，我們必須要創造集體政治運作的新形式，使之能把各種必要性，特別是經濟必要性（這可以是專家的工作）列入考量，以便克服甚至瓦解這些必要性。首先是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學者等，由他們幫忙打破技術官僚對傳播工具的壟斷。其次，從科學和經濟這兩處（「新自由主義」的強勢之處）著手，藉由反對他們那種抽象而片段的知識，以凸顯出一個較有人性與叫符合人所面臨現實的知識。

1998年失業者運動

1998年1月17日，一群法國失業者佔領高等師範學院時，布赫迪厄認為這個運動最特殊之處在於其最先爭取到的，就是運動本身的存在。這個運動使失業者及所有工作不穩定者（其數目每天還是不斷在增加）脫離隱形、孤立、沈沒的狀態，也就是脫離不存在的狀態。藉著重見天日，這些失業者使所有像他們一樣因失業而遭遺忘及活在羞辱中的男男女女，重新存在，重新獲得某些尊嚴。這個運動也凸顯出，現今，解雇的威脅仍存在所有階層中。工作的不穩定使得宰制及剝削可以得逞，無論是公營還是私營部門裡，整個職場都受其影響。

法國失業者運動的影響所及，在呼籲歐洲所有的失業者及工作不穩定者，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顛覆性理念，這一理念可以成為鬥爭的工具，而每個國家的運動都可以運用之。這個運動中的失業者要提醒所有的工作者，他們和失業者其實是同夥的。失業者的出現，其實正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後果。唯有進行一場超越各國之內工作者與非工作者之分，以及超越國與國間的所有工作者和非工作者之分的動員，或許才能對抗那個藉失業者使工作者（一個擁有不確定性「特權」的不穩定工作者）乖乖閉嘴的政策。

對全球化問題的批判

布赫迪厄認為「全球化」只是一個迷思，一個強勢的言論，一個力量的概念，一個擁有社會力及讓人信仰的概念，是用來是對抗福利國家中社會權益的主要武器。「全球化」運動背後真正推動的是保守革命，倚靠的是進步、理性及科學（指的是經濟學）以合理化其復辟，並且把真正進步的思想和行動貼上過時的標籤。因此，歸根結柢而言，「全球化」只不過是一個為保守者辯解的迷思。

舉例言之，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正逐漸實現。藉著減低各國內司法的控管，與現代溝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溝通成本下降），我們逐漸走向一個統一的金融市場。這個金融市場是由某些經濟體所控制的，也就是那些最有錢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國幣被拿來當作國際準備貨幣的國家，他們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場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場做為一個行動場域，於其中，統治者（特別是美國）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可以決定此場域中大部分的遊戲規則。簡言之，全球化並不是一種各國金融市場均質化的過程，反而是少數幾個宰制國家將其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金融市場裡的過程。

如何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認為可以從思想基礎、社會動員、知識份子責任、與建立跨國性組織來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在思想基礎方面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新自由主義」言論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散播出去的？經過對「新自由主義」論點的分析，了解其生產及灌輸的機制，才能抵抗「新自由主義」的臆斷。要使一個錯誤的思想成為自知之明，本來就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不斷的製造這些逐漸成為所謂明顯事實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儘管這些想法一開始是反潮流而行）。以英國柴契爾主義為例，柴契爾主義不是柴契爾夫人時代才開始的，老早就有一群又一群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在報紙上擁有影響力的那些人）在為柴契爾主義鋪路。

其次，在面對這些機制時，我們該怎麼辦？首先，要去思考「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暗含的侷限性。「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評估一個政策的成本時，並不考慮我們所謂的社會成本。像解雇、苦難、疾病、自殺、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等，到底花了社會多少成本？它們之所以成本昂貴，不只是金錢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痛苦）。其次，即便是經過精確的成本效益分析，任何經濟政策也不會是省錢的與符合經濟效益。生命財產上的不安全感、治安上的花費等，都也要納入考量。因此，必須徹底質疑把一切（不管是生產，還是正義或健康，成本還是獲利）都個人化的經濟觀點，這種經濟觀點忘記了效率（在其狹隘而抽象的定義下，變成只是金錢上的贏利）取決於目標。必須先確定目標才能衡量效率，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忘記了原先的目標。

最後，面對權威效果，只能用另一個權威效果來對抗它。今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型態的作用，是靠著對純粹抽象數學的運用，而找到一個有力的武器。此一意識型態，為反動的保守主義思想穿上了純粹理性的外衣，所以要對抗它，同樣地也必須要用理性、論證、反駁、證明其謬誤。總之，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推翻它。我們必須創造一個象徵行動的新模式。因為任何社會法則或經濟法則，只能在任其而為之時，才會發生作用。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要創新回答的內容，而且要創新回答的方式，將抗議及動員工作的組織方式進行創新。

在社會動員方面

要反抗「新自由主義」政治體制的政治鬥爭是可能的。首先，必須鼓勵被剝削的受害者（目前的或潛在的）一起對抗工作不穩定的破壞性效果，以慈善或慈善義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生活、相互扶持、維持尊嚴、抗拒自我形象的惡化及抗拒疏離。同時，因為不穩定化政策的效果是作用在國際這個層次之上，所以也要鼓勵他們「在國際層次」上去動員，才能戰勝這個不穩定化政策，使這個政策想在各國的工作者之間所製造的競爭，無以為繼。

其次，結合民間與政府部門的力量，以抵抗「國家的退化」，也就是說防止國家退化成刑罰的國家，或者說變成只會鎮壓，而犧牲其他社會功能（教育、健康、救濟等）的國家。社會運動可以從處理社會問題的政府部會，與協助長期失業的政策負責人中，獲得有力的支持。他們會擔心社會擬聚力的斷裂及失業問題，並考慮到因為崇拜生產力及獲利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視的社會痛苦成本。

最後，要用文化和理論的武器來對抗「新自由主義」。保守革命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招牌，因此看起來很科學，而且是個有行動能力的理論。相比之下，社會運動落後了好幾個象徵革命，因為社會運動的敵人懂得利用政治公關顧問、媒體顧問來包裝自己。許多社會運動理論在實踐上及理論上所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忘了去考量理論的有效性（行動能力），我們不應該再犯這個錯誤。和我們交手的對手，既然懂得用理論來武裝自己，所以我們要用文化和理論的武器來對抗之。

在知識份子責任方面

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面對政權仍保其自由，敢於批評成見，瓦解簡單的二分法，並且重建問題複雜性的人。知識分子最適合的，就是去對抗媒體洗腦的工作。因此，必須勇於護衛知識份子批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批判所謂的意見專家所散播的臆斷（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真正的批判力來制衡，就沒有真正的民主，知識份子正是最重要的批判力之一。

另外，布赫迪厄也希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學者，都能在他們各自專業的公共領域上發出聲音。如果知識運作的邏輯（推論及駁斥的邏輯）能延伸到公共領域，則所有人都會是贏家。如今，反倒是政治的邏輯（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延伸到知識圈裡。

在建立跨國性組織方面

必須建立一個真正以國際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組織，使其能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在這樣的觀點之下，需要的是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這一工作就落在工會組織身上。但是建立新的國際主義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除了傳統國際主義因屈服於蘇聯專制而名譽掃地外，就是工會結構的國家化問題（工會不只是和國家結合，甚至是國家組成的一部份），以及各國工會結構因為不同的歷史傳統而分道揚鑣。

那麼如何在工會層次、學術層次及民眾層次上，去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組織呢？首先在於群眾的動員，尤其需要知識分子的涉入。因為有一部份的社會運動瓦解，是導因於傳播媒體不斷地「宣傳」所造成的士氣渙散，而這些「宣傳」是用讓人不覺得是宣傳的方式來潛移默化。其次，在這個國際動員之中，需要把重心放在理念的鬥爭上，特別是去批評統治當局及其思想打手所不斷製造及宣傳的再現（利用誤導的統計數字，及有關應美國家充分就業的神話）。

而在這些集體、團體組織、工會、政黨之中，必須賦予國家，最好是超國家，也就是歐洲國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只有國家力量，才能有效地控制及強制在金融市場上的獲利；只有國家力量，才能阻止金融市場對勞動市場所施行的破壞性行動，並且能夠在工會的協助之下，建構及護衛「公共利益」。所以在現行國際組織中，我們雖然反對建基在單一貨幣的歐洲整合，但卻一點也不反對歐洲的政治整合。正好相反，我們反而要呼籲建構一個能控制歐洲銀行的歐洲國，這個歐洲國要能預測並控制歐洲共同體之社會功能。簡而言之，相對於破壞社會權益的金融歐洲，必須提出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使其建基在歐洲各國勞動者的結盟上，以便抵銷每個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透過社會傾銷）所加諸在其他國家勞動者身上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