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18

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

改編自二十世紀美國知名科幻小說作家Philip K. Dick短篇小說〈The Minority Report〉的《關鍵報告》,由史蒂芬史匹柏導演,湯姆克魯斯主演,登上大銀幕後呈現一種與原著完全不同的面貌。或許是史蒂芬史匹柏的導演功力對於這類探討自我定位意義的電影表現過於捉襟見肘,以致原本一個充滿道德爭議性的原著故事,變成一個像《絕命追殺令》(The Fugitive)這種你追我逃的類型電影。

電影故事背景是發生在西元2054年美國華盛頓特區,原來只是一個作為拯救耽溺毒品罪犯的基因實驗,卻無意中在實驗倖存者的孩子中發現其具有預見犯罪的能力。這種「天賦」後來為政府所利用,成立了一個叫「預知犯罪部」(Department of Precrime)的實驗機構,並培養一群「未來警察」,他們針對「預見先知」的犯罪夢境,搶先於犯罪發生之前將「預先犯」先行逮捕,並在未經司法審判(也無法進行司法審判)的程序下將「預先犯」永久監禁。在「預見先知」與「未來警察」們的聯手努力下,整個華盛頓特區變成一個謀殺死亡率為零的美麗城市。然而當原本為實驗性質的「預知犯罪部」正要尋求民眾公投支持成為正式的執法部門時,卻發生其中一位「未來警察」被預見將犯下謀殺案而被聯邦調查局與其他「未來警察」們追捕的案件。這名「預先犯」為查清楚真相,他必須設法保護自己,並且找到一份名為『關鍵報告』的秘密文件,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史蒂芬史匹柏挾其深厚的科幻片導演功力,運用炫目的電腦特效、迫人心弦的音效、間不容隙的劇情發展,在觀眾眼前塑造出一個未來版的「美麗新世界」。不過卻因為刻意將劇情焦點擺在主角身上所背負的親情壓力與追查真相的過程,以致淡化Philip K. Dick原著中對科技政治與階級壓迫的嘲諷、司法制度的崩解、個人獨立精神與制約力量消失的批判精神。史蒂芬史匹柏並不是未察覺到這種批判觀點,他在電影中對此也多有所著墨,例如隨處可見辨識身份的電眼、即時性電子化報刊、中央電腦系統操縱的車輛、未經屋主同意即可登堂入室辨識身份的電子蜘蛛等,讓任何人都無法遁逃天地之間。但是他強調未來社會的這些特徵,卻讓人有刻意的邊緣化真正問題所在,對於根本性的問題則是雲淡風輕的輕拂而過。

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一向是好萊塢喜歡改編的作品,而在本片之前改編過的電影,也都能刺激觀影者對原著中所提出的問題進行省思。例如《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真偽之辯」,由複製人(「假」人)之間的真性情行為表現來批判「真」人的虛偽與空虛,相較真假之間的存在意義,呈現出真不如假的諷刺意涵。在《掃瞄者》(Scanner)片中,則徹底解構個體的存在意義,大玩意識與存在之間的矛盾與對立,電影中藉由入侵並摧毀他人意識,以及意識互換來嘲弄存在的意義。《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則利用一段拯救世界的尼采式「超人」寓言,探討身份與存在的關係,電影最後由「假」的主角打敗「真」的主角與其犯罪團體,並釋放氧氣而拯救了整個火星,對所謂的「存在決定個體」撻伐達到最高點。

史蒂芬史匹柏與其編劇對《關鍵報告》的企圖心遠大於原著所呈現的面貌。藉由改寫原著,以將其真實的面貌呈現在大銀幕上。因此可以看到,安德頓變成兩個對立的個體,「預見先知」也賦予了人性,都意圖讓本片跳脫原著表面上探討封閉時間體系中個體的自我爭議的格局,以拓展到對社會群體與體制的批判上。例如政府部門對「預見先知」的剝削,不但控制其身體(用營養液餵食)與心裡(用手操縱其意識畫面),也控制其行動(隔絕其行動於培養液水槽中),刻意將其神聖化的結果卻使這些「預見先知」變得更加非人化與工具化。史蒂芬史匹柏對此問題與其說是抱著批判態度,還不如說他是站在比較「同情」的立場上,可是當「同情」變成商品後,卻成為電影觀眾眼中的消費品。史蒂芬史匹柏讓觀眾從電影中去發現這些「預見先知」也是有血有淚的人、有感情的人,他們承受這種「天賦」能力的痛苦,他們同樣是別人的子女,有著為人子女對父母的孺慕之情等等人性化的一面,但是經過電影商業機制的運作,卻反過來使得觀影者變成「預見先知」的剝削者。觀眾進戲院要看的是「好看」、「有趣」的電影,不是「痛苦」的電影,因此當我們在電影中看到「預見先知」走進人群時,一如預期的看到她更肆無忌憚的大展「預知」能力,變得更「先知」,在觀眾眼中變得更「神聖化」。這裡,導演和觀眾聯手完成了「剝削」共謀。

再則,本片提出一個值得省思問題,就是我們能否有權力對於尚未著手犯罪行為的預謀犯進行逮捕或監禁?這個問題牽涉到個人自由與社會群體秩序之間的衝突,特別是當裁決衝突的制度或機構本身有「瑕疵」時,而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又付之闕如,除非發生像電影中主角進行「自力救濟」情形,否則只有含冤莫雪。這一類個人與社會自由孰輕孰重的問題,在東西方文化中有不同詮釋,在80年代全世界也出現過許多大辯論。最有名的是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大肆批評美國輸出所謂「美國價值觀」論點,他認為東西方文化發展上本質上有著極大的差異,東方社會重視社會群體的和諧與秩序,個人必須依存於群體中,才能獲得心智完全發展的機會;西方重視個人價值的結果,將導致優良傳統價值的瓦解,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西方價值觀的支持者則認為國家只是發展個人能力的一種工具而已,所謂個人自由就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力,國家必須保障個人這種權力,當國家成為個人天賦發展阻礙時,每個人都有權離開或推翻(就是革命)這個國家體制;當國家自由上綱到個人自由上,容易發生控制國家體制的少數人掌控(或提供)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力,這種自由是虛假的,不但造成個人惰於心智思考,更容易造成少數獨裁與權力濫用與腐化,結果是個人喪失反省能力,社會喪失制約力量,所有人都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原始狀態」(霍布斯認為在「原始狀態」中,每個人每天都必須面臨人與人爭的永無止歇的戰爭狀態。)

這類爭論不單發生在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辯論上,即使在美國本身社會當中,也是每天都必須面對爭議不斷的問題。特別是當犯罪率高漲不下、個人的社會道德責任感日益薄弱、貿易出超居高不下、而經濟發展逐漸為東方國家追上的情形下,在美國甚至都出現過要求限制與縮減個人自由,以換取國家能有更大的行動自由。每當這種呼聲出現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根源於西方文化自身的反省力量,對這種反自由態度的駁斥。多數觀點認為,從西方的歷史發展中,不斷的看到權力假借自由之名而行迫害自由之實的例子。在記取許多歷史血淋淋的教訓後,多數美國人不願意為了獲得更好的經濟發展或是生活水準,而付出讓國家有更大行動自由的代價。

但是自從911事件之後,美國的社會價值觀立場開始向右傾斜。向來喜歡在自己電影中高舉自由派思想大纛,為少數民族人權請命的史蒂芬史匹柏,自從A.I.之後(A.I.是近幾年最典型的「找媽媽」電影,其冗長乏味,令人嘆為觀止),立場有越來越保守的傾向。因此在《關鍵報告》中也刻意沖淡過去所堅持的自由與人權至上的觀點,對於人權問題僅用屈指可數的場景帶過,例如當主角進入看守所後感嘆道他沒想到竟然抓了那麼多的人犯,以及當最後真相大白時用旁白提到了所有「預先犯」都無罪開釋。就如此而已,完全沒有以前「人權至上」的大聲疾呼。也因為這種操作手法,使得本片完全失去原著小說的批判精神,變成像《絕命追殺令》的逃亡片。

本片即是在這種思想對立的脈絡中,質疑人們要不要為尚未著手的犯罪行為負責這些問題。誰決定我們會不會犯罪?誰執行預防我們的犯罪行為?那些決定與執行預防我們犯罪行為的人是否就不會犯罪?由誰防制那些決定與執行我們犯罪行為的人的犯罪行為?對這些問題,由史蒂芬史匹柏採取的是更曖昧的立場,更可以觀察出 911事件打擊美國自由派份子的深遠影響。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當「預知犯罪部」成為人人口中的一個「完美」機構後,原本應該是中立的執法單位卻變成權勢人物的犯罪工具。顯示出任何完美的規則或制度,由不完美的人所控制或執行後,就變得不完美起來。如果是以前的史蒂芬史匹柏,鐵定會口誅筆伐這種不公不義的體制。但是他卻用「系統本身是完美」的這種為現行體制辯護的台詞為自己立場轉變開脫。特別是當這套辯護台詞出現在小布希總統尋求國會支持「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成立之際,不能不讓人有巧合之感。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本片的寓言意義。人類是否具有掌控自己未來命運的能力?當面對這個問題如果就直接回答「是」與「否」,就上了本片的當,掉進片尾主角上司面對的兩難困境。這裡讓我想起莎劇「哈姆雷特」的痛苦選擇,他將自己的未來侷限在「to be」與「not to be」這種二選一的困境中,最後則面臨了被命運捨棄的下場。個人是否能掌控自己未來命運的能力,不是「二選一」的問題,也不是「是與否」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面對」的問題,然後才是能不能「解決」的問題。唯有願意面對自己未來的命運,才有可能突破困境、開創新局,並進而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而非命運的奴僕。

本片中我們看到一位為追查真相而必須面對自己未來命運的主角,棄而不捨地找出真凶的過程;也看到一位面對自己「預知能力」被剝削的女主角,永不妥協的非要讓殺母仇人繩之於法的歷程。這兩位因為勇於面對自己的命運,而有開創自己未來命運新局的機會。相對地,另外兩位因為相信未來命運是不可改變的配角,卻因此陷入「二選一」的陷阱,以為可以利用這個可預見的未來以掌控他人命運,於是分別面臨了被命運捨棄的下場。史蒂芬史匹柏於本片中所做的這種寓言或許是用來醒世,但我認為拿本片來警惕他自己或許還比較恰當。

《關鍵報告》原則上是部水準以上的科幻片,也是一部有水準的娛樂電影,因為有優秀的原著小說、先進的電腦科技、以及許多有演技實力的男女演員在背後支撐著。在內涵方面,也有許多讓人深入省思的問題。但是問題在於,當觀影者看到片中主角如舞蹈般的操縱「預見先知」腦中影像的同時,能否反省自己的立場,如何避免成為「剝削」他人的工具,以及避免變成導演的「共謀」,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了。